【话说谏官周怡68】乙卯年倭寇犯境

【话说谏官周怡68】

嘉靖三十四年（乙卯1555），在中国南方，发生了一起战争史上罕见的事件。这年的6月7日，一股来自日本仅有五十三人的倭寇，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，上岸后他们一路暴走，遇小县城就攻打，遇官兵就搏杀。洗劫了浙、皖、苏三省，攻掠杭、严、徽、宁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，且直逼留都南京城下。这股倭寇暴走数千里，横行八十余日，杀死杀伤四五千官兵，最终被明朝大量官兵围歼。

《明史·日本传》记载时，用了大量的动词:“突犯会稽县，流劫杭州，突徽州歙县，至绩溪、旌德，屠掠过泾县，趋南陵，至芜湖。烧南岸，趋太平府，犯江宁镇，直趋南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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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历《太平县志》对于此次事件的记载是：“（嘉靖）三十四年浙东海寇溃入新安，历旌泾，邑内人民奔窜。是年知县易道谈筑黄瓜岭镇。”

时邑人崔涯在《春日省城记》中亦有载：“往岁正德辛未，石埭章寇起，急无备，空邑而窜，卒不害，天幸也，是一变也。嘉靖乙卯，倭寇零散者四十余孽耳，横行于严、于徽，莫能樱其锋。过旌之三溪，邑甚危，议弃而避。予力劝止之，结寨以待。卒获奸细，亦不害，天幸也，是又一变也。”《周恭节公年谱》中就是引用此记的，只是崔涯当时听闻倭寇人数为四十多人。

王与龄（1508-1564），字受甫，号湛泉 ，今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人。嘉靖八年（1529）进士，授苏州推官，擢户部主事，累迁文选郎中，以用天下人才为己任，所推荐皆廉静老成。严嵩致书请托，与龄拒之，且率同官上其事，被除名，归乡时幞被外无长物，家居二十余年卒。

“选部”是吏部的代称。《简王湛泉选部》在目录中是《答王湛泉选部》，从周怡介绍自己系狱到释服、吊刘杨二公情况来看，是周怡给王与龄的第一封回信。

据《明世宗肃皇帝实录》（二百七十五）嘉靖二十二（1543）年六月记载嘉靖当时语录：“上（嘉靖帝）曰：周怡王与龄诸人，结固作威，必求胜，乃已故。怡讪朕"日事祷祀’，不能神之听之之应者，时甚不故，纵是卿恶。”嘉靖当时认为周怡作为科官，与吏部文选司郎中王与龄等人抱了团，结固作威且必求胜。

信一开头的第一句话，就说到“士君子知自洁”，是光明磊落于天地间的。但如果不能“如其心”“才力不称或不知学、不闻道”，也是不能的表现了。他谈到自己“寘行妄作，孤负际遇，遭明时而无能建立，近高贤而无能亲依，遂成枯落，恒自愧心”，如果行职事只是“自著”“得时行志威利不能回真”，如芳洁绝尘的挺立青莲，要有“神人协佑”，才能“履危而安”的。周怡此番感慨，是说给自己听的，也是说给为正义而弹劾严嵩的君子王与龄听的。

周怡谈到他自关中回后，“伏牖下以待尽，无复人间世矣”。写到倭寇当时在江南横行，太平县的危况，“不谓倭奴肆暴，迫入山谷，奔窜无窟，徵需不堪，人心皇皇，夙夜处于渊冰。天之阨我，如不我克，古今同患”。周怡同王与龄谈到他的老师，对王与龄归乡后过起隐居生活，是道大而虚静的，已达到了道家空虚寂寞的境界。

可见，周怡写给王与龄的信，是在嘉靖三十四年（乙卯1555）。

《简王湛泉选部》（《周恭节公全集》尺牍卷一）

士君子知自洁者，莫不欲自靖表立天地间。然而不能如其心者，才力不称或不知学、不闻道，则亦不能也。若小子真可谓寘行妄作，孤负际遇，遭明时而无能建立，近高贤而无能亲依，遂成枯落，恒自愧心。若执事表表自著，得时行志威利不能回真，如青莲挺立芳洁绝尘，诚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也。神人协佑，履危而安。

仆之自穽心与罪宜五年，幽絷两厪，宸衷于再解罗纲，俾鸣幽谷，兽走圹野，亦何幸也。及家旬余，老母遽弃，盖罪重莫解，天不能宥也。茕茕待死僅延喘息。释服两年，乃南吊刘晴川，西吊杨斛山，归而伏牖下以待尽，无复人间世矣。

不谓倭奴肆暴，迫入山谷，奔窜无窟，徵需不堪，人心皇皇，夙夜处于渊冰。天之阨我，如不我克，古今同患。

尚赖数年前，与老师邹东廓翁及龙溪、念蓭荆川诸君子游，窃闻诸谈涸鲋，聊以自濡耳。想吾丈谢绝嚣尘，蝉蜕氛垢，心神超然，当与太虚同清，不知将来实际何天壤矣。便风附候起居，无任神驰。

邱时庸是在嘉靖二十九年（庚戌1550）由举人知泾县的。

“邱时庸 号东园，漳浦人，举人。精勤敏干，寇盗屏息，修邑志及水西精舍。”（嘉庆《宁国府志》）“泾县水西书院，在水西宝胜寺右。明嘉靖壬子，督学御史黄洪毘、知府刘起宗、知县邱时庸建。”（《安徽通志》（清光绪四年）卷九十二 学校志·书院）

周怡写信给邱时庸时，称其为“明府”，也是县令的另一种称谓。邱时庸离任后，“道似不昭然”，但泾县士民一直对他“追慕感颂”，可见在他“道之在泾固昭昭”。周怡夏天至宁国郡府，与郡公朱东原谈到他的德行，也为他离开泾县后官职未安排好有点惋惜，可见他“道在郡固昭昭”。因此周怡在信中安慰他，“与龙蛰蠖屈，士君子所不免也。但求其心无愧而已”。

邱时庸知泾县时，“精勤敏干，寇盗屏息”，在宁国诸邑中做得最好的，“前者作邑之政，当在最首，而一时御贼之勇，尤诸邑之不可及”，所以士民怀念他。

周怡谈到当时的贼患情况，姑孰（现马鞍山市当涂县）是最惨的，而且无一兵相抗。“贼不过之邑皆幸免也，贼所过之地，残暴惨雪莫甚于姑孰以下，望风逃窜或闲门恐攻，所过之地皆然，孰有敢出一兵与之相抗者哉？”

区区四五十个倭寇，就在大明内陆的土地上横行千里而无人敢挡，也是史上天大的笑话。周怡谈到当时的状况：“失律丧师，畏贼如虎”被贼寇砍了头杀死的人，“乃以死事之忠旌之”，那些“率众拒敌追杀者”，要“其以过论也”，“亦宜执事过勇者也”。朝廷的的态度也是很奇葩的。以于贼来不怯而必拒贼去，“不胜愤而必追及当路”的，“不录其勇而吹毛求疵以过”论，嘉靖皇帝也是个糊涂人，“上闻不胜愤而遂去勇不可当矣”。因此，当时有很多能小忍的人“未必非勇也”。

所以，周怡与邱时庸谈到当时的乱象，“今之巧于弥缝餙醜为奸，以败为胜，比比皆是”，联想到邱时庸的近况，那实心实行做事的人，是得不到朝廷的肯定的，“如执事实心、实行，又何以免于今之世耶？”对此也是十分感慨的。尽管如此，要向古代君子看齐，“执事成德之资”，要保持赤金之品质，官场升浮就像那浮云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“升沉显晦直浮云之衣，狗何足为重轻善自审之”。

周怡也谈到自己两年来的近况，这封信是他二弟周恪北上带给邱时庸的慰问信。时间应在嘉靖三十四年（乙卯1555），周怡身体不太好，“仆两年来顿尔衰惫，一支离人尔”。

《与丘东园明府》（《周恭节公全集》文集卷二）

久不闻动，定心旌摇摇自执事之逊美也。公道似不昭然，而泾民追慕感颂益甚于在任之日，泾士追慕感颂益甚于领教之日，则公道之在泾固昭昭也。

仆今夏以事至郡城，见东原公道及令德。东原公称惜不置且云报事之官尚无碍渠当时已为之有地，则公道在郡固昭昭也。余又私喜执事晦而益明，抑而愈扬，安知两三年间之屈，非所以大伸之，与龙蛰蠖屈，士君子所不免也。但求其心无愧而已。

前者作邑之政，当在最首，而一时御贼之勇，尤诸邑之不可及。贼不过之邑皆幸免也，贼所过之地，残暴惨雪莫甚于姑孰以下，望风逃窜或闲门恐攻，所过之地皆然，孰有敢出一兵与之相抗者哉？

失律丧师，畏贼如虎，而卒授首，贼刃者乃以死事之忠旌之，则率众拒敌追杀者其以过论也，亦宜执事过勇者也。贼来也不怯而必拒贼去也，不胜愤而必追及当路，不录其勇而吹毛求疵以过，上闻不胜愤而遂去勇不可当矣。能小忍之未必非勇也。

今之巧于弥缝餙醜为奸，以败为胜，比比皆是，如执事实心、实行，又何以免于今之世耶？然古人坚志熟仁，未有不由拂郁㒹躓中来，今日之事，固执事成德之资也。金不田炼而赤，亦有因炼而益精，方其在烈焰也。亦其甚难为而出冶之價重矣。愿执事之重此遭遇，无徒以为苦厄已也。升沉显晦直浮云之衣，狗何足为重轻善自审之。

仆两年来顿尔衰惫，一支离人尔。欲再望德辉时闻动，定不可得已。舍弟北上，附此问候，因闻有言从者，在都下未知的否？

朱东原应为皇族后裔，相当于太守的级别，因此周怡称其为“郡公”。这封信是周怡在宁国朱郡公府回到泾县水西的第二天写的，“昨获仰温俨”“近自郡城回水西”。从“仆今夏以事至郡城，见东原公道及令德”（《与丘东园明府》）知，是在嘉靖三十四年（乙卯1555）夏天。

周怡在信中向朱郡公阐述了“位育事业，成于中和”的观点。谈到顺着事物的趋势去适应的“顺应”之学，也是《朱子语类》所言的顺从适应：“"物来顺应’者，简也。”从信中，可见当时宁国府“前此传闻地方有猥秽小人造衅，因而蔓及士人，遂生小嫌”，是朱郡公以其德行和才学，予以调度平息的。

《奉朱东原郡公》（《周恭节公全集》尺牍卷二）

久不瞻侍，昨获仰温俨，恍然自失坐春风覩霁月，慰快何可拟议？前此传闻地方有猥秽小人造衅，因而蔓及士人，遂生小嫌，昨至郡城，全无形影，感公德度。汪汪莹净万顷，乃知鄙细妄疑，何以窥君子之宫墙要之？负涂之豕、蒲车之鬼，皆生于见，遇雨之吉见，俱亡矣。

位育事业，成于中和。向领顺应之教，顺应复何事之有？顺应乃君子之学，学之而后能廓然顺应也。公有相天下之度，又有其才，有其学，斯全材矣。近自郡城回水西，闲中静观，妄见如此。

周怡在嘉靖三十三年“冬闰月”准备到宁国郡城拜访朱郡公时，就有了登门拜访贡受轩的计划，“客岁冬闰月，郡城谒东原公时，已定拟单骑走候潭府，奉晤兼偾求教”，到了他家才知他去了江右。

“受轩”是贡安国的号，他是一代大儒，曾主讲志学书院、白鹿书院，门生遍布天下，同邑沈宠等皆为其弟子，曾参修《南畿志》。

《宁国府志·儒林》载：“贡安国字元略，翰林待诏汝成长子。穷究性命，有《启蒙》《规条》二书牖后学。从邹守益、欧阳德、王畿诸公往来讲肄。由明经司训湖口，常主白鹿洞书院事。每集诸生讲论，戒口说，务实行，倡学四十余年。语多不传，门人有私录一二者，安国见之，自题曰《学觉窥斑》，言自诣与觉人皆非其至也。升国子监，出知东平州，力行所志。寻罢归，主志学书院。督学耿定向、知府罗汝芳请矜式多士，学者至今称受轩先生。”

《明儒学案·南中王门学案·前言》载：贡安国字元略，号受轩，宣州人。师南野、龙溪。主水西、同善之会。绪山与之书曰：“昔人言"鸳鸯绣出从君看，莫把金针度与人’，吾党金针是前人所传，实未绣得鸳鸯，即哓哓然空持金针，欲以度人，人不见鸳鸯，而见金针，非徒使之不信，并愿绣鸳鸯之心，亦阻之矣。”后官山东州守，讲学於志学书院。

周怡此间收到袁公的珍翰墨宝和老师邹东廓和罗念庵的书信，很高兴。“时难方亟，兵气太弱，士气如之兹章于天地者”，阳明理学在宣城的传播，此间可能处于低迷时段，周怡同贡安国谈到“海内此时惟江西可，江西又有诸君子可聚”，但江西罗念庵家中多事有变故。贡安国“特立不变，刚气自定”，此去江右之行，周怡认为他定有收益。

周怡此间身体欠安，“近深愧懼且多病，出入日难，孤坐孑立，已为绝物，终如之何？”他谈到阳明心学传播的讲学大会在周边附近的动向，太邑泾阳的“九龙会人尚有鼓动”，石埭县的“石埭诸友亦尝专人动问”。他还谈到王龙溪老师对于讲学的“纯阳之意”，文尾也反问了贡安国所持的态度。

从“客岁冬”和“夙愿及访郡馆”可知，此书信作于嘉靖三十四年（乙卯1555）夏以后。

《与贡受轩》（《周恭节公全集》尺牍卷一）

客岁冬闰月，郡城谒东原公时，已定拟单骑走候潭府，奉晤兼偾求教。夙愿及访郡馆，始知江右之行。不知汝鸣兄曾道此意否？久切恳望归，忽承袁兄寄到珍翰兼寄廓师及念庵公书，喜慰何似冬春来，俗烦无可关蒙事，此一寄教，大是第一喜也。

时难方亟，兵气太弱，士气如之兹章于天地者，方力示大异人，方梦梦苕华之忧，其何以自宽。吾兄目撃南事，行观北景，可自断矣。海内此时惟江西可，江西又有诸君子可聚。但念蓭多变事，天祐善人，不宜如是，良可叹也。今天地间全赖二三君子维天纪人，仰观至意深切切。惟兄特立不变，刚气自定，此行加之师友磋磨一番，更入精密，更望发舒，精蕴开示，不胜真切，空言意无益身心，秪自悮耳。

近深愧懼且多病，出入日难，孤坐孑立，已为绝物，终如之何？九龙会人尚有鼓动，石埭诸友亦尝专人动问，嗣后不复有言，不知恳切如何？龙师纯阳之意，自省阴浊过甚难消融。吾兄已到几分处？隐隐中有繊毫张主意皆阴也。如何？

殷迈（1512－1581），字时训，号秋溟，又号白野，直隶南京人。嘉靖二十年（1541）进士，授户部主事，历江西参政、南京太常寺卿。万历初年，升南京礼部右侍郎，管国子监祭酒事。

“殷迈字时训，号秋溟，留守卫人。历官礼部侍郎。与何善山游，与闻绪言，所著有《惩忿窒欲编》。”（《《明儒学案》南中王门学案·前言）

周怡在嘉靖三十四年（乙卯1555）身体欠佳，在夏天得到殷迈所给他的中药，“日服不厌，如对医生”。他谈到当时的寇患：“敝邑忽遭巨寇数百，横掠山谷间一空”。作为南就太常寺卿，殷迈在南京，虽“得新城窃庇，亦昼夜城头持竿捍御”，从“不谓深山穷谷潜伏，亦不能耶四方其孰聘，自是多懼”，可见当时寇患未除。

在嘉靖三十四年（乙卯1555）秋季，王龙溪路过太平，到了泾县水西讲学有二三天，“奈何季秋龙溪师过敝地，水西约会二三日即行”。周怡言王龙溪不愧是阳明心学讲学的带头人，“龙溪师此行益见精明，丧长子后又省悟超脱，海宇灵光，岿然为吾党依”。周怡送王龙溪到了义兴，“为故旧所留，友朋切磋”，还认识了唐荆川的高徒王孚。

周怡在信中称赞殷迈“道力勇迈，日缉熙于光明诞先登岸”，不似自己“沉沦幽谷”“亦不能往”去求拯于他，他太羡慕南京“留都近集多贤”，告诉殷迈有“蒙泉、履庵、平泉、古泉、奎聚、方洲”诸公，难道你不想同他们会一会吗？“兄其可闭关自晦不一相润色乎？”

《简殷秋溟兄》（《周恭节公全集》尺牍卷一）

夏间拜嘉惠惩窒二编药我刀圭，日服不厌，如对医生，何幸嗣是。敝邑忽遭巨寇数百，横掠山谷间一空。弟得新城窃庇，亦昼夜城头持竿捍御，不谓深山穷谷潜伏，亦不能耶四方其孰聘，自是多懼矣。

奈何季秋龙溪师过敝地，水西约会二三日即行，弟送之便过义兴，为故旧所留，友朋切磋，深愧全未野马絪缊，终为太虚障廓清无期，岁月峥嵘，如之何其结束也。兄道力勇迈，日缉熙于光明诞先登岸矣。不肖盘旋泥淖，日驰入于昏迷，沉沦幽谷，即欲私潜取间道，求拯于兄，顾不振不可见兄，亦不能往也。知我者其旨矜而终拯之乎？

龙溪师此行益见精明，丧长子后又省悟超脱，海宇灵光，岿然为吾党依。不能信者自隘而已，详于疑人者未必详于信道也。吾党自信而已。

留都近集多贤，蒙泉、履庵、平泉、古泉诸公，奎聚、方洲公不远相映，又皆贵同年，素相雅厚。兄其可闭关自晦不一相润色乎？天作之合，时不易得，异日欲一通许耗亦难，人生何自苦耶？义兴有高彦王孚，斋名升者，荆川先生入室高第也。访履庵公往白下，倘往候谒，启关纳之贤生，同时各愿识面也。

远闻吕巾石“引疾谢事”辞官，周怡便去信问候。周怡曾在嘉靖二十九年（庚戌1550）“既四月即往全椒，赴南谯会”与吕巾石相聚过，算来过了四个秋天了。周怡叹其为“神龙之渊蛰喜跃不腾”，赞其“潜晦含章以存硕”。信中他告诉吕巾石：“汪周潭兄回俻道，甘泉翁今春游寓衡山，与东廓先生诸公同聚青原，至赣而别”，惊叹湛甘泉“九十一年而不倦于行”。

周怡不知道吕巾石家的广信在哪，知道离休宁不远后，很是懊悔。“敝郡实未之知，又闻过休宁相去不远，知必先候，后闻徒懊，闷自郁郁。”

吕巾石在《明儒学案·甘泉学案·太仆吕巾石先生怀》有介绍：吕怀字汝德，号巾石，广信永丰人。嘉靖壬辰进士。自庶吉士出为给事中，复入春坊，以南京司业掌翰林院事，迁南太仆寺少卿，致仕。先生受学于甘泉，以为“天理良知本同宗旨，学者功夫无有着落，枉自说同说异”...先生之论，极为切实，可以尽横渠之蕴。然尚有说：夫气之流行，不能无过不及，故人之所禀，不能无偏。气质虽偏，而中正者未尝不在也。犹天之寒暑，虽过不及，而盈虚消息，卒归於太和...先生所著有《律吕古义》《历考》《庙议》诸书。

《明儒学案》中，还收录了他答周怡的语录：“不肖妄意圣学，尝从诸贤之教，作大公顺应工夫，日用应酬，胸中颇觉定静。久久从容校勘，虽有一二偶合去处，然以揆之圣贤之道，以为便只如此，则尽未也。因而不能自信，反求其故。又三十余年，始悟心同形异，知愚贤不肖之所自生。以气质有蔽之心，只持无念，便作大公顺应，此其所以终身由之，而不可以底于道也。”（《答周都峰》）

周怡，字顺之，号都峰，后改号讷溪。吕巾石在答周怡这段话里，讲得是“大公顺应”。周怡在写给朱东原郡公的信中也谈到了，“向领顺应之教，顺应复何事之有？顺应乃君子之学，学之而后能廓然顺应也。”也就是“廓然大公，物来顺应”。来源于程颢回答张载的《定性书》：“夫天地之常，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，圣人之常，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。故君子之学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。”意思是说君子的学问，要向虚空一样大公，无分无别，如虚空容纳万物，现万物山川河流之影相，而空空如也。毫无沾染，无任何执着，偏颇己见。物就是物顺着它反观自心，达到由静而净的心地，照见万物而不执着万物。

周怡被黄宗羲列入阳明心学南中王门学派，在理学上的造诣也是极高的。周怡曾在京都与罗近溪就《定性书》“并参讲席”会讲，这在《定性书》文末“百家又案”中有载：嘉靖中，胡柏泉松为太宰，疏解《定性书》，会讲于京师，分作四层：“一者，天地之常，心普物而无心，此是天地之定。二者，圣人之常，情顺物而无情，此是圣人之定。三者，君子之学，廓然大公，物来顺应，此是君子之定。四者，吾人第于怒时遽忘其怒，观理是非，此是吾人之定。吾人希君子，君子希圣人，圣人希天地。”是日，天下计吏俱在京，咸会于象房所，约五千余人。罗近溪、耿天台、周都峰，徐龙湾并参讲席，莫不饱饫斯义。

从“去秋倭寇由歙过旌德，偶幸不过敝邑，因是未敢远出，稍宁当负笈趋候”可知，《奉太仆吕巾石》一文，作于嘉靖三十五年（丙辰1556）。

《奉太仆吕巾石》（《周恭节公全集》尺牍卷一）

椒山奉违，遂及四秋，岁晚天空仰德益切。山邑僻迂，过客绝少邸报，经年不一见，远闻引疾谢事，仰威凤之霄腾，叹神龙之渊蛰喜跃不腾，私谓圣明之世，非公明哲几先，孰能三日不合而即行耶？

天地正气，非公劏直方大，孰能克养无害而维纪耶？孔孟切于救时欲行道也，未尝终三年淹而必去者亦行道也。斯道非公等任之而谁任耶？潜晦含章以存硕，果公之功德已无量矣。然人心失恒，世道日垂，公之忧深，又当如何？更望垂慈接引未学，无撤苇航。

汪周潭兄回俻道，甘泉翁今春游寓衡山，与东廓先生诸公同聚青原，至赣而别。九十一年而不倦于行，此其心真忧世乐天之心也。道休公止得停舟信宿，未及同行，想俱前知天壤间一脉喜谈，自不能已。前岁文旌贲，敝郡实未之知，又闻过休宁相去不远，知必先候，后闻徒懊，闷自郁郁。

去秋倭寇由歙过旌德，偶幸不过敝邑，因是未敢远出，稍宁当负笈趋候。伏惟保固元和益纯冲粹，以答天下苍生之望，为四方同志之宗。无任垦切，便风无靳德音，以慰饥渴。

何维柏（1510-1587），字乔仲，号古林，广州府南海县登云堡（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沙滘村）人。明代名臣。师法明朝江门学派创始人陈白沙，勤奋学习。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，考取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升任监察御史，因事离职。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，出任福建巡抚，颇有政绩。参奏大学士严嵩，再度免职归乡。隆庆帝即位，得到起用，历任监察御史、大理少卿、左副都御史、吏部侍郎。为官清廉，正直敢言，忤逆大学士张居正，出任南京礼部尚书等，最终免职回乡。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病逝，谥号“端恪”。

周怡称何维柏为道长，可见他是广州府南海县讲会论学的领头人。周怡同他谈到要得到中庸之道的主要内涵“中和”极难的问题。对于“世道之变，人心失恒，兰芷不芳，荃蕙化茅，无亲无贤，惟利是夺，人将相食，我其安逃？”他的内心也是比较困惑的。加上本地“盗贼暴横”，又患旱荒，北方又有水灾，南北战事正当剧盛之时，“未见悔祸”，也不知何时终止，而自己又“不能康济时事”，且“忧病衰惫”，身体越来越差，感觉活不长了。可见，周怡嘉靖三十四年（乙卯1555）回复何古林的这封书信是很悲观的。

《复何古林道长》（《周恭节公全集》尺牍卷一）

此生更无他事，惟此学一事知识默制，不见全体。古今伟人，心质鬼神而造诣偏高者，何限只此一个性情，要得中和极难。无有作好作恶，荡荡平平，无党无偏。非是与师友精研细究，终不可得此。颜子终身师门而得庶几处？千载以来未易拟议。观圣人喜之极，悲之深，可见此人之不易得也。人生罕有百岁，纵皆百岁，今已无几。圣人所以云五十无闻，不足畏已。静言思之，悚然无及，世道之变，人心失恒，兰芷不芳，荃蕙化茅，无亲无贤，惟利是夺，人将相食，我其安逃？

敝地盗贼暴横，天更逼以旱荒，北困水灾，南北师旅方殷未见悔祸，终如之何？此身既不能康济时事，复见迫切，忧病衰惫，非久生者。因便次布候正病，馀不尽鄙怀。

周怡这封写给何维柏的信是在岁寒之冬。对冬景，周怡用了很多文字进行了描写，谈到自己“沉伏山谷”的状况，也很想了解何古林“其切磋琢磨”的近况。周怡在信中谈到语出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中的“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”。就是说先民淳朴，不投机，不取巧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总习惯地顺从天帝（即自然）所决定下来的法则，而不会味着良心做违法的事。周怡因此认为，“知识泯然，帝则乃见。今日用酬应，必皆帝则之顺”。

周怡在文末谈到他近年来的踪迹。“怡壬子（1552）之春往泰和访晴川公，及门晴川作古人一月矣。怅然自丧，因遂往关中吊斛山公，途中寒暑历癸丑（1553）之冬乃返，乙卯（1555）春又出吊师友，往返亦数月，今则气衰力惫，知此身已不坚矣。”虽近年两侍王龙溪老师，在阳明心学上还深感造诣不深。“乙卯（1555）、丁巳（1557）两侍龙溪先生，见所造益粹。怡自愧欲心不净与道终隔岸也。”可见这封书信是周怡在嘉靖三十六年（丁巳1557）写给何维柏的。

《与何古林侍御》（《周恭节公全集》尺牍卷一）

岁寒天空，百卉委落。惟古幹、铜柯、石根、霜皮，黛色参天，孤立于海峤之上，为宇宙内留不凋之真。凡卉妖艳迭荣悴，以耀一时，元精天常不兴焉。野人沉伏山谷，不见此古幹久矣。魂梦神爽依依未怠，大端虽在心目，而神气日新与元化氤氲者，不得旦仰暮抚，挹清劲元和以自润，未免驰逸思于岭云海月，默相盘桓聊以自遣，其为况可知矣。今事已日非，犹以为庆幸。

敝地近江海且浅无可避寇，所民疲赋益聊生计难所依以立命者，数君子又皆相去隔远，会面不可期通问，亦不易得，亦可苦已。吾兄膺斗南重望，士类归心，年来所养纯粹明动变化，必不可拟议，其切磋琢磨，亦尚有可加功处如何？

圣人舍已从人，亦常见有可舍处如何？诗曰：“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”知识泯然，帝则乃见。今日用酬应，必皆帝则之顺，然知识能泯然不发露否？安得飞侍左右请问，以慰我心。

怡壬子之春往泰和访晴川公，及门晴川作古人一月矣。怅然自丧，因遂往关中吊斛山公，途中寒暑历癸丑之冬乃返，乙卯春又出吊师友，往返亦数月，今则气衰力惫，知此身已不坚矣。谢去人世，当能飘然。第此身沾滞污秽，交还造化难交割为戄耳。

乙卯、丁巳两侍龙溪先生，见所造益粹。怡自愧欲心不净与道终隔岸也。如之何？南风薰兮翘首仰来音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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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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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10月24日在龙门湖鲜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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